女子杀夫未遂,王安石决定从轻处理,司马光:别放过那个女孩

阿云是北宋时期山东登州的一个普通平民女子,出身低微,家境贫寒。如果不是因为那一起争议了十数年的案子,她的名字恐怕不会在茫茫的时光长河里,留下一丝回响。可就是这个女子,惊动了北宋王朝的上层,留下了著名的“阿云之狱”。

女子杀夫未遂,王安石决定从轻处理,司马光:别放过那个女孩

事情是这样的,阿云的父亲去世得早,而她的母亲也在她十三岁那年离开了她。小白菜,地里黄。年仅十三岁的阿云,成了叔叔婶婶眼中的累赘,在母亲的丧期内,就被草草定亲。

婚后,阿云发现自己的丈夫韦氏相貌丑陋,不想和他在一起,但在当时的条件下,她又无法摆脱这段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婚姻。冲动之下,阿云决定趁着丈夫睡着的时候,在睡梦中杀死他。但是,阿云毕竟只是个小女孩,她十几刀下去,最终,只是切断了丈夫的一个小拇指。

当官府的人盘问到阿云时,她一五一十非常坦白地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(“执而诘之,欲加讯掠……乃吐实”)。用现在的眼光来看,这样的案子根本就不算什么特别复杂的案子:人员简单,案情清楚,受害人也没有死亡。但是这个案子,却引发了当时的朝廷大员们的激烈争论。司马光认为阿云属于谋杀亲夫,是死罪。而王安石认为阿云尚在母亲孝期内,因此和韦氏的婚姻关系不成立(孝期内不准嫁娶),不能以谋杀亲夫论。且其主动交代犯罪经过,有自首情节,应当减刑。当时,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,并且后来阿云还幸运地遇到大赦天下,得以脱罪,重新嫁作人妇,过上平静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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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十七年后,随着宋神宗的去世,王安石变法失败,再度为相的司马光又重新把这个案子翻出来,最终把她判处死刑。如果在现代,阿云当然有罪,但绝对罪不致死。

北宋在中国的历史上,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,一方面,北宋经济繁荣,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。文化艺术发展迅速,是一个四方倾慕的礼仪之邦,“宋词”也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,与“唐诗”并列,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。

可是另一方面,北宋又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朝代。它不是一个强大的、统一的国度,长期受到北面的辽、西夏的制约和威胁,但它又没有汉武帝时期“北击匈奴,南征百越”的强大军事力量,北宋与西夏,与辽屡战屡败。失败的代价就是年复一年不断地缴纳大量的“岁银(战败赔款)”和提供大量的物资,而国家的负担,最终都会变成百姓的负担。于此同时,很多制度的弊端也越来越严重,北宋王朝的社会发展遭遇瓶颈。

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,宋神宗决定启用王安石推行制度改革,也就是著名的“王安石变法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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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把这个争辩了17年的经典案例,定义为一场新法和旧法的争,或者是“严刑”和“慎刑”的辩论。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,这和法律无关,只是派系之争而已。因为,王安石也好,司马光也好,都不是真正在维护司法的尊严。

首先,王安石的处置看上去比较人性化,但是阿云并没有自首情节,她不是自己去衙门投案的,只是审问过程中,认罪态度比较良好而已。另外,古代是有守孝期间,不能嫁娶的规定,但也还有一种说法叫“刑不上大夫,礼不下庶人”,对平民守孝并没有硬性要求。特别是对于阿云这种丧父母的平民孤女而言,热孝成亲也很正常。并且,由叔父主持,婚姻的程序也完全合法,因此,王安石以此来为她开脱,也是强词夺理的。他只是想通过这个案子,贯彻一下新法所谓“慎刑”的思想而已。

而司马光就更过分,纵然从当时的法律来看,阿云是死刑没错,但是古代不是法治社会,是人治社会,人治大于法治。宋神宗既然做出了最后裁决,哪有再翻案的。再说,若说法律,在古代一旦“大赦天下”,就是一笔勾销了,哪有再治她的罪的?司马光这样做,也不过是泄私愤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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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站在旁观者的角度,我不得不承认,阿云真的是个非常勇敢的女孩。宋代的女子,对于婚姻是没有自主权的,“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”,而像阿云这样连父母都没有的人,更是没有人能为她谋划,叔叔把她嫁给相貌丑陋的韦姓男人,或许是为了不菲的彩礼,或许只是想早点甩掉这个包袱。不同于一般女子的认命,她就是不想和这个人在一起,这又有什么错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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