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了访碑钱,抄出错漏书,甩锅给古人……“国”字号学术项目还能这么玩?

近日,一套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”的学术著作受到热议。


广西龙胜县石刻研究者石身志直斥该著作“烂书”、“粗劣不堪”,并挑出密密麻麻的错误。他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、广西社科联、广西师范大学举报,要求撤销此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,追究项目立项、结项、审核等各环节评审专家的责任。课题负责人广西师大文学院教授、博导杜海军则回应称:他们引用的文献原本存在错误,且引用这些资料得到评审专家认可,故不是课题组的错。


6月11日,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通报:《广西石刻总集辑校》有严重质量问题,撤销项目;项目负责人5年内不得申请或参与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。(6月11日《扬子晚报》)

 

这套被人指摘的《广西石刻总集辑校》,内容是对广西各地的石刻进行编辑、校对。而编辑、校对,要以碑刻实物为根据,这就要求课题组得进行田野调查——访碑。

 

但以石身志所举书中《湘桂公路记》碑文为例,开头二字即不知所云的“东长”。此类碑刻,一般开头都是以天干地支纪年法交代时间。“东长”二字应为“庚辰”二字。连碑刻的体例常识都不清楚,胡写什么“东长”,实在令人大跌眼镜。而该碑刻落款“民国三十年”,碑上一清二楚;书中也误为“民国二十年”。

 

杜海军解释为何没访碑时称,限于客观因素,“如果得不到地方政府许可,不可以随便访碑。”但事实上,除了保存在文博场馆的碑刻,访碑需和当地文管部门接洽,得到配合外,对于散落城乡各处的碑刻,只要有心,完全可以自由寻访。

 

还是以《湘桂公路记》碑刻为例,有当地网友就称:该碑“从我记事起就一直立在金结桥头,桂林市到龙胜县的必经之路的大路边,这都可以访碑未见,莫不是派个瞎子来的。”

 

尤为让人无法接受的是:明明没去访碑,书中《湘桂公路记》下边却标注“说明”:课题组成员“宗风奇2010年访碑。刘宝强录。”而此类作伪,比比皆是。该书《凡例》部分声明:“辑校对象以访到原刻为主,拓片(或复印拓片)次之,抄录文字再次之”;但此说被石身志的多例指误所证伪,实际几乎都是从前人书中抄来的。

 

石刻辑校的学术标准,要求首重田野调查——访碑,编辑、校勘以原碑实物为根据。国家社科基金拨给的80万元项目资助款中,也含有田野调查费用(差旅费的等)。但课题组钱收了,却不去干实事,不去访碑,只是闭门抄书。抄出错来——也不清楚是文献原有错“以讹传讹”了,还是把文献给胡抄错了,却怪古人文献原有错,并推说引用差错资料都得到评审专家认可,拉评审专家作背书。好处是自己的,错误都古人和别人的。这已涉嫌套取国家社科基金和炮制学术成果。

 

书中错讹知多少?以《湘桂公路记》为例,区区300来字民国碑刻,就录错五六十字;石身志家乡的龙胜县的几十件碑刻,给录错漏两三千字。而该书共辑录1700多件石刻,按这么个出错法,据石身志测算,要是时间精力允许,能给校出几万字错漏来。原新闻出版总署《图书质量管理规定》第5条规定的图书容错率,为万分之一;可该书抽样检测出的差错率,却高达万分之一千以上。

 

但匪夷所思的是:就是这样一部没有以碑刻实物为依据校勘,东摘西抄、粗制滥造的《广西石刻总集辑校》书稿,按说照图书容错率标准,都没法出版,出版了也得给召回销毁;却一路通关放行,顺利通过专家评审、项目验收,还是在学术界权威出版机构—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,并于2016年获得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。项目评审专家的走了过场,自是毋庸赘言;而审视整个链条各相关环节,又有多少人员责任失守?

 

按碑刻辑校学术标准的要求,得访碑,收了国家社科基金的田野调查费用,也该去访碑,却不访碑,胡抄书,抄得错漏百出,却还能抄出个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,这要都不算学术腐败,什么才是学术腐败?

 

2016年,教育部出台了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》,其第27条第3款,明确将“伪造科研数据、资料、文献、注释,或者捏造事实、编造虚假研究成果”的行为,界定为“构成学术不端行为”。


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的通报“《广西石刻总集辑校》有严重质量问题,撤销项目”,还仅是一个开始。相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,更应及时启动事件调查,查查这课题组,评审是如何过的?书是如何出的?奖又是怎么拿的?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失职及其他责任,以清除学术腐败,回应社会关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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