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代京官有人锦衣玉食有人清苦贫寒,同样的级别为何有如此差距?

三年清知府、十万雪花银,封建时代但凡是个官都和富贵联系在一起,官僚阶级给后人的直接观感便是锦衣玉食,钟鸣鼎食。其实,还真不是这么回事,以官场最为腐败的清代而言,先富起来的只有一小部分人,有很多大清公务员是“被富贵”了。

清代京官有人锦衣玉食有人清苦贫寒,同样的级别为何有如此差距?

​在普通百姓眼中,只要是当官的,不管是一品大员还是七品芝麻官,都是出有车,食有肉,住有厦,穿有衮,个个满脑肥肠。从实际情况来看,大清官员还真是有不少日子过不下去的。戴璐其在他的《藤阴杂记》中说:有一个工部官员叫张衡,级别是司局级,每日三餐上顿不接下顿,“贫不能举火”。

著名文史学家,晚清时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的李慈铭在京城时,也是天天叫苦,自称靠典当度日,他还有一个同事比他更穷,境况是:“贫瘁不堪,门庭萧索,屋宇欹漏,使令不供,人有菜色。”

如果说官场之人的描述多少还有点夸张的话,那么民间对官家的描述应该还是可信的。《都门竹枝词》专描京官:“轿破帘帏马破鞍,熬来白发诚亦难;粪车当道从旁过,便是当朝一品官。”这说的还是当朝一品大员。对于那些普通京官,民间更有谣唱:“上街三大厌物,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,一妇人,一骆驼,一翰林也”,这三类人都是令人讨厌的。

清代京官有人锦衣玉食有人清苦贫寒,同样的级别为何有如此差距?

​那么作为京官中的精英分子翰林们为何会让人讨厌呢?这是因为翰林官们收入最低,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捞,所以坐不起车,但官架子依然放不下,走在路上磨磨蹭蹭,给跟在后面的人添堵。

上面说的这些京官们贫穷已经是十分窘迫了,但有人却说:“京官寒苦……部曹借捐官印结之人,殆皆饿死”。这话会不会太过夸张了,难不成京官还有饿死的吗?

张之洞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在京为官经历,他算过一笔账:京官用度繁巨,日需一金,岁有三百金,始能勉强自给。也就说是在京官员一年下来,省着花一年也得要三百多两银子,那么普通京官工资收入又是多少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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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以曾国藩为例,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是个七品京官,年俸45两。从乾隆元年以后,为了改善京官的工资待遇,给予双俸,加在一起就是90两。另外,在正俸之外,又支米45斛,这样算下来大概全年的收入是125两,即便是这个收入,离“日需一金”还有很大的差距。

这些京官们如果没有其他的收入,那么无疑就会饿死。我们知道嘉庆帝有一个十分信任的老师叫朱珪,他去世后,众大臣前往府上吊唁,有人描述他家的情况是:“卧处仅一布被布褥,其别处则残书数箧而已,见者莫不悲感。”朱珪身为帝师,又是当朝大学士,如此身份都能穷到这个份上。

大清官员们一些人在九重天,一些人在十八层地狱,造成如此贫富差距的原因又是什么呢?想来只有三个,一是权力差,二是级别差,三是岗位差。

清代京官有人锦衣玉食有人清苦贫寒,同样的级别为何有如此差距?

​权力差和级别差这就很好理解,毕竟握有实权的高官有人钻营,如果不是立志要做清官的,断不至于会落到贫穷的地步。关键是那些上不上、下不下的中低级官员,岗位不同,待遇也就又天壤之别了。

中央六部之中,在兵部任职是最清寒的,礼部次之,工部油水也少。各部之中,只有户部为优。按照大清的公务员工资制,除了正俸和禄米外,在京文官还有一些生活补贴,其中饭食银差距最大。光绪年间的军机大臣王文韶记载:兵部可领的饭食银是448两,礼部67两,户部最多,是1075两。

户部除了正当收入外,还有其他进项。晚清时期,捐纳之风大盛,所有买官者都得先向户部交钱,王文韶任职户部时,光是分卖官所得之肥,一次性就拿了24123两。这笔钱,就是岗位差带来的直接经济效应。

清代京官有人锦衣玉食有人清苦贫寒,同样的级别为何有如此差距?

​同样都是京官,不同部门的收入差距是惊人的,这也造成了同级别的京官有着巨大的贫富差距。但油水多的衙门毕竟是少数,而且清代又有照顾满人的政策,汉人能得肥缺者是少数,因此,大多数汉人京官成了严重“拖后腿”的那一部分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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